編者按:日前,上海社科院國際關係研究所主辦了題為“國際規範與中國外交”的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上海社科院副院長黃仁偉、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少軍、上海社科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劉鳴等就如何看待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全球角色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東方早報特摘錄會議主要觀點,以饗讀者。
  李開盛 束必銓
  全球角色:中國外交升級的需要
  目前中國還是一個不完全的全球性角色。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主要貢獻和影響力仍然局限在經貿領域。從地域上看,中國剛剛從東亞走向全球,在外交戰略定位上還沒有實現從地區大國到全球大國的轉變。
  要實現這種轉變,存在著諸多內外製約因素:首先,隨著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人員在海外的迅速擴展,外交服務的供給已難以跟上日益快速增長的領事保護需求。其次,中國提出了海洋強國戰略,但與周邊國家的邊界爭端上升,妨礙了睦鄰友好政策的實施,也制約了支撐進一步發展的資源供給。再次,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抬頭,給外部世界帶來的負面影響上升。最後,中國提供的國際安全公共產品並不多,在國際組織的建章立制上缺乏話語權。
  前提:融入國際體系與規範
  要成長為真正的全球角色,首先就面臨如何對待既有的國際體系與規範的問題。中國與國際規範的互動有兩種選擇,一是全盤融入,二是另起爐竈。後者成本相對太高,難以選擇。
  大國需要順應時代的要求制定不同的競爭策略。首先是要順應力量對比的潮流,其次要順應觀念的潮流,最後要順應行為模式的潮流。另外,我們也需要外交上的積極應對以爭取時間來適應規則和維護國家利益,而不能簡單地抵制外部規則。
  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對現行國際體系與規範的全盤接受。中國應當對現行規範進行建設性的調適,而這要經過一個註重程序、循序漸進的緩慢過程,做到讓大多數國家都可以接受。如果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美國和平地接受中國的崛起,這本身就是在創建一種新的規範。
  路徑:國際制度與周邊治理
  中國的外交不應只停留在與友好國家的互動中,更需要與有利益衝突的國家進行制度外交,通過各種談判來解決問題。與中國相關的制度要積極加入,無關的制度則需加強聯繫。中國應當首先成為制度意義上的大國,而不是權力意義上的大國。在大國的權力競爭上需要謹慎應對,將權力競爭對中國崛起的負面影響最小化。
  另外,在全球治理的同時應當重視區域治理。值得註意的是,主導國家在地區一體化進程中的作用,在東亞、南亞、非洲、南亞等地區都存在新興的發展中大國在區域化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現象。地區有主導型國家,地區就越加穩定。中國應該努力扮演這樣的角色。
  理念:樹立正確的義利觀
  樹立正確的義利觀是當前中國外交政策與思想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從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國在現行國際體系內實現和平崛起需要遵循四步走的戰略:首先是借重既存體系實現經濟性崛起,其次是引領世界潮流尋求道德性崛起,再次是軍事性崛起,最後是通過制度性崛起來為崛起的可持續性提供保障。所以,大國在實現經濟性崛起後的戰略優先應當是尋求道德性崛起,而不應急於求成地追求軍事性或制度性崛起。
  中國道義外交或崛起可以從中國古典思想中吸取經驗。中國有天下觀和仁義觀的傳統思想,與西方古代的世界主義相通,強調超越國家的人類共同體,在外交上強調道義的力量。在道義外交的實踐上,一個重點是周邊。另一個重點是當前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
  推動外交轉型,塑造新型角色
  上述理念與思路如何落實?具體包括:
  第一,應探討中國進入高邊疆的外交路徑。目前,深海、太空、極地等高邊疆領域還沒有明確的國際規則,中國應在這些空白處下先手棋以掌握動議權,創立一些具有人類共通性的新規範。中國需要學習歐洲外交在縱向上收縮而在橫向上擴展的扁平化決策結構,在縱向上外交人員有限的情況下,在橫向上拓展外交部門的新職能,將諸多涉外的職能機構進行統籌,形成新的決策機制。
  第二,中國外交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平衡,在高邊疆領域中積極作為的同時,也要把握好力度以避免衝擊傳統的睦鄰友好政策。中央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會議重申了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政策,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海洋爭端在近期內實現軟著陸仍有很大難度。現在頂住日本、壓住菲律賓、拉住越南的軟硬兼施之策還需要更高層次的統籌,否則長此以往會損害周邊外交的基石。國內在處理周邊問題上對硬的更硬已有共識,即需要有壓倒性優勢支撐的殺手鐧,但在軟的更軟方面還沒有共識,還需要進一步的政策塑造。中國要建立起周邊國家可接受我利益拓展的創新性、有彈性的機制,可以利用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湄公河聯合執法機制等小平臺形成有多邊化的、有層次的周邊安排。
  第三,設計體現中國特點、適合中國發展需要、與國力相適應的國際公共產品。可以通過為自然災害提供緊急救援,對落後地區提供教育、醫療服務等形式來擴大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和覆蓋面。中國應當成為所有大國俱樂部的成員,並更加積極地應對國際熱點問題,加強預防危機的外交斡旋。在伊朗核問題、敘利亞問題上需要超越經濟利益的考量,將這些問題納入全球性戰略設計之中。
  第四,為外交轉型營造良好的國內製度支持和社會基礎。目前,中國是諸大國中外交人員和經費最少的國家,而且外交部在決策中的地位相對萎縮,其他部門參與外交政策決策和實踐的比重日益上升,這就需要在國家領導人層面進行外交統籌。外交的教學和研究也落後於時代發展和實踐需要。中國的經濟和外貿實力已能支撐國家在外交上的主動塑造,但在戰略理念上仍然滯後,因此需要學者加強前瞻性的研究和教學,為長遠的戰略佈局提供思路和培養與之相適應的外交人才。
  中國的外交不應只停留在與友好國家的互動中,更需要與有利益衝突的國家進行制度外交,通過各種談判來解決問題。與中國相關的制度要積極加入,無關的制度則需加強聯繫。中國應當首先成為制度意義上的大國,而不是權力意義上的大國。在大國的權力競爭上需要謹慎應對,將權力競爭對中國崛起的負面影響最小化。
  (原標題:探索中國的全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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